在移民来美时，亲友曾告诫我，你移民到纽约，一定要处处小心，那里的治安令人很不放心。“小心！”“处处小心”！我带着百倍的小心移民到了纽约。

为了寻找工作方便，一开始就在纽约曼哈顿华埠租了一个柏文。为了“小心”，我在门的里面加了一把链锁。

一天深夜，突然两大桶水从我们房间的窗口泼了进来，床铺湿淋淋的，我们惊醒后，向警局报案，警察叫我们向业主投诉。业主说那是隔邻两个非裔同居男女的恶作剧，他们向住户骚扰已多次，警局不理，业主也没奈何，最好的办法是搬离。

没办法，只好辗转搬到Brooklyn的四大道59街，租了一个柏文。这幢房子一共四层，楼下是洗衣店，二、三、四楼每层住两户人家。住客里有华裔和西裔。

我家住在二楼，同楼住的是一户西裔，出入的人多且杂。因此，我小心审视整个柏文，柏文附近没树木或灯柱等攀登物，但防火梯却常见有人爬上爬下，于是，我在通向防火梯的窗口加装了一道铁拉闸，正面出入的大门再加一把锁。

一天，我发现防火梯的窗口的百叶窗帘的顶部被折断一个角，我估计有人已从那里偷窥，于是再检查一遍，见铁闸牢固，也就放心了。

一天早上上班时，我从二楼走下楼梯，楼梯口站着一位两手下垂的西裔妇人，两眼却注视着我，我感到有点异样，又像在那里见过此人，或许她一早到洗衣店洗衣，步出来闲游吧，我只好这样自我解释。

当天，衣厂正在午餐时分，我接到亲戚来电，说我的家被人偷窃了。老板听见了，就叫我立即回去看看。我想：巢被覆了，会有余卵吗？这么一想，反而镇定起来，我把工作安排以后，就立即赶着回去。

回家一看，正门的那扇大门从外面被人撞翻，长长的铁钉从门框拔了出来，我怎么也想不到窃贼竟那么明目张胆从正面撞门而入。

我跑到街上截来一位警察，他陪我到柏文看了以后，用笔记录了地址电话和住户姓名就离开了，他好像对这种事已司空见惯，是一般小儿科而已。能指望警方调动人力去破案吗？那简直是一个神话了。

我入房间一看，家中几件搬不走的床架桌子之类七倒八歪，电器音响之类被搬走了，藏在床底下那个小儿子从部队带回来的手提箱拿走了，挂在墙上的琥珀锁匙扣偷走了，连我的刮须刨也不放过。

在远方工作的儿女知道后，来信安慰我，失去的东西不要紧，可以买新的回来，重要的是不要耿耿于怀，健康要紧。

在北卡军营的小儿子知道后，带了一位长得很高大的战友一起回来。他们在这幢楼里逐户逐户地调查访问，四楼一位华人住户说，他那天早上九时从餐馆回家来，上到二楼，见到三、四位大汉在撞门，他惊慌起来，跑到四楼的房间里打颤抖，直到外面平静下来，方敢电告他人，才辗转传到我的衣厂那里。

儿子赶回部队时对我说：“这次家居被窃，是缺乏警觉，站在楼梯口的妇女是个钉哨，知道屋里人已全上班了，就叫窃贼下手。四楼的华人见了贼人倒吓晕了，我虽然向警方说了，也不知他们能否侦查？这次窃案是内外勾结一起的，看来这里治安欠佳，还是再搬一次家吧！”

儿子回到部队不到一个星期，二楼和三楼那两户西班牙裔的住户突然搬走了。业主谢天谢地，因这些住户长期不交租金，至于这些住户是否参与窃案，业主就不理了。

不久，我也搬离了这幢临近地铁的复杂楼房，“小心”“处处小心”，还是小心一点好。

大难不死

我认为自己做事是很小心的，在工厂，老板交给我的工作，都能既有效率，保证质量地完成。老板常对我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办事，我放心！”

虽然小心，但马有失蹄，住在纽约地铁旁的居家被窃了。这件事发生不久，又有一件十分惊心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，真是“祸不单行”！

那是同年的三月八日的晚上，工厂下班后，我沿着曼哈顿的百老汇大道，朝搭地铁的地方走去。

强烈的寒风迎面袭来，我连忙把大衣连着的帽子戴了起来，连耳朵也包了，只露出眼睛、鼻子和半个咀巴。因逆风举步，就把身子探前，半行半走的，想起今天是三月八日，是妇女节，这么大风的天气，相信内子放工后不会跑街市了，我想绕道去买些鲜鱼和一只葱油鸡回去，给她一个惊喜。脑子美美的想着，边想边把脚从人行道跨入大街，准备走到对街。霎那间……

当我苏醒过来时，坐在人行道的一棵大树下，围着十来个人，肇事的老外司机蹲在我旁边，见我醒了过来，表现出惊喜的样子。

一位廿岁左右的华人青年，正在询问在场的人，记着每个人的姓名、地址和电话，以及司机的车牌号码，最后才对我说，他在背后见我往前冲，后面的车子开得太快，风太大，他在后面向我大叫，我也听不到，眼睁睁地看着车子把我撞得整个人飞了起来，然后跌落在人行道上。

围着我那十来个华人和白人，从他们的脸色和眼光中，都对我投以怜悯的爱心，我被这种人类爱的温馨烘得暖烘烘的，竟忘记了那时是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中。

Taxi司机要送我到医院去检查，当我坐上Taxi时，那位廿岁左右的青年把他作好记录那张纸交给我说：“以后有什么问题就请和我们联系。”

我被送到了纽约下城医院的急诊室里，安顿好以后，Taxi司机说他要走了，在他的眼神里显出了内疚和歉意，和我握一握手就离开了。

医生对我作了检查后说，小便有血，肾被撞伤了。

第二天作了肾的检查，要从血管里打进药物通行全身，要我在纸上签名，我的英文不那么灵光，看不懂。为什么要本人签名呢？估计可能有风险吧！这时，衣厂的老板和我的大儿子赶来我的床边。老板说，相信医生吧！手续上是要这样的，于是，我就签了名。

在医院经过几天观察，身体恢复很快，小便也正常，可以出院了。出院时，一位医务人员说：“你可以去告那个司机。”

我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就上班了，老板陪我往五分局报了案。

一位朋友要我一定要打官司，最少也能拿回十万、八万。我的姐姐见我身体恢复得好，她不想我去打那烦恼而又漫长的官司。工厂的工友见我上班以后，也是议论纷纷，一位女工友的父亲早几年被一司机撞倒过世，司机却开车逃走了，没法追查。女工友说，打这样的官司，赢的钱是不吉利的。另一些工友说，要对方赔偿一些医药或者营养费和精神损失费是应该的。这种议论，莫衷一是。

我的头像被一团乱丝缠绕着，我的右后腰部，大概有十平方厘米左右的地方仍有些麻痛，我在药店买些止痛药膏贴在那里，也能起点作用，我可以照常工作，体力也不比以前差，还要不要打官司？

当脑海里再现那Taxi司机的面孔时，那充满内疚和无奈的表情，和充满仁慈的眼睛，及又再现出那围在我身边十来个不同肤色的未曾相识的人，他们那张张充满人类的爱的脸庞。经过多次“乱丝般的干扰”和“爱”的再现，最后，我放弃了那惹人烦恼的官司。

我记得有一句话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。人类有了爱心，将会是后福无穷。

血汗衣厂

首先，我应该歌颂衣厂，在一批批不谙英语的华人，当他们进入美国，就成了一个既盲又聋又哑的人，四处不能沟通，犹如闯进一块大沙漠里，呼天不应，呼地不灵时，衣厂就成了沙漠中的绿洲。在衣厂工作，英语的应用要求不高，更重要的是，纽约衣厂的老板有的是犹太人，有的是韩国人，但更多的是华人，这样，在衣厂工作，就不会遇到语言的沟通问题。

我在一九八七年的年头移民来到纽约，那时纽约的衣厂有五百多间，大多数的移民来到纽约，都进入了这个沙漠的绿洲。我的一个衣厂女工友，叫珠妈，说她在大陆是去山里打柴或在田野割草的农家妇女，来到纽约，先是在衣厂当剪线工，因为三个女儿都在衣厂当锁边骨的工人，女儿耐心地教会她锁边的技术，现在母女四人，每星期每人的收入近一千多元，有时还多一些，钱赚得多了，不知怎么用，已经买了一幢房子了。看着她那老实纯朴而又充满幸福欢乐的表情，她这么快已尝到“美国梦”的香甜了。

女人在衣厂除了锁边还有车碎头打裤脚衫脚等工作，更大量的是在车位车成衣。男人多数是当熨衣的或打钮的，还有“开份”、铺纱和杂工及挂衣等工作。

如正常的话，一般收入除糊口及交房租外都有点剩余，如节俭一点积累起来，就可买房子啦！车子啦！投资当个衣厂新老板啦！等等。

衣厂，是华人在沙漠里的绿洲，其名并不为过。

然而，报章上常谈到衣厂的另一面，就是血汗衣厂。

我在纽约的衣厂足足干了十五个年头，都是当“开份”的工作，接触面较广，衣厂的许多操作都学会了，各部门的报酬也了解一些，因为，有时老板全家外出旅游几天，就把衣厂的运作交给我管理。

可以说，每个衣厂都向工人吸一点血或汗，像蚂蟥一样，不过，有的吸少点，有的吸多的，如果遇着那些饿鬼蚂蟥，当然会吸到圆头圆身都还不罢休。

工人是为老板创造财富的，创造愈多，老板的财富就愈多了。

以我自己为例，按规定，每天工作八小时，但我每天早上八时就在厂里开始工作，一直做到晚上七时多，更多的是八时才收工下班。多年如此，如果按政府规定，凡超时的钟点要按基本工资的一倍至一点五倍计酬。从没一个老板这样计酬过。

我曾在一个福州人开的衣厂那里做过，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还要多。一次，我在晚上八时已把衣料捆好放满两箩，估计车位可以车到明天一个早上，因为这批衣比较容易车，是“豉油鸡”，因而又再做到九时才落班。隔天一早我又提前七时到厂，箩里的衣料已被车位车精光。我立即又赶着“开”衣，老板夫妇回来时，我对他们说，这么多的衣想不到被车位车光了。老板夫妇瞪着眼大笑。因为这批衣一车好，又有财富落袋了。一位车衣工人对我说，他们是按件计工资的，因为衣是“豉油鸡”，所以昨天车衣车到深夜十二时多，本来衣厂八时就关门，但老板让车位赶衣，他也快速积累财富。

“开份”的工作是固定工资的，按星期发薪，你每天工作的时间对老板来说是越长越好。有些“开份”的同行，在中午食饭时就跑到外面去，耽够一个小时才回厂，因为在厂里食饭，裁床送衣料多在那时送来，你“开份”就是含着饭也要去应付，如果在外面吃饭，老板就要自己去应付了。

我曾在一个时装的衣厂做工，老板待工人很好，每周又依时出粮。但不久，这位老板娘和丈夫闹离婚，一位男子来到衣厂帮忙（这是婚姻的第三者），从此，出粮的粮期拖到由两星期到第四个星期才出粮。在一个长假期的周末，老板和那位男子把工人所有的工资卷走了，连车衣工会出头帮助也追不到，工人们只好大叹倒楣。

我还到过这样的衣厂做工，当踏进衣厂，老板娘声明做工两个星期才出粮，之后却总是把出粮的时间推迟，不久，衣厂倒闭。当我们几个工人要她发给薪酬时，她哭丧着脸说：“天呀！我的衣厂是和一位老外合股开的，我负责出支票，现款由他掌握，他走了。连我的现款也被带走，到那里去追？”

这位老板娘装成了也是受害者，我们只好悻悻地离开。一位女工人回头骂了一句：“睇天做人太好！”

衣厂的老板很爱骂人，有理无理都骂一通，老板不怕工人被骂就会走光，因为这些工人是“盲、聋、哑”，不来衣厂找工，会到那里去？即使有工人被骂走了，厂门口贴块招工广告，就有新人来。有时我们工人聚在一起谈论老板“骂”的文化时，就说，老板骂人时，你就当她在唱歌。因为你要靠她吃饭，只好是忍！忍！忍！

至于在餐馆，也时有劳资纠纷，例如资方剥削工人的小费等，我因没在餐馆做过工，没发言权，也就不必多费言了。

人，总是要有点精神的

我移民来纽约已近三十年了，现在退休了，退休后，除和几位挚友握杯品茗外，就多是看书，或写点东西。在大陆时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里，人性的丑恶那一面暴露无遗，仇恨、嫉妒、陷害、造谣，丑化了人以后，还要踏上一只罪恶的脚，要让善良的人永世不得翻身！文化大革命时期，那是中华民族的悲哀。

因此，我将尽微薄的一点力，把人内心爱的闪光点写出来，去歌颂它，去发扬它，让人类的世界充满着爱的温馨。我写在报章上的小作品，就是遵循这一旨意的。

我想，人，总要有点精神的。

（“居家被窃”一文7/4/2001年在世界日报发表，“大难不死”一文9/20/2001年在世界日报发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