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上世纪，我的祖辈从海外回到中国落叶归根，他们用行动向后辈示意：不要向外动了。

我也不想动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学校求学期间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影响了我。以后，我们夫妇都有稳定的工作，百动不如一静，更不想动了。

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多年，由于有点海外关系，嫉妒的谎言者向上司进谗，给我戴上美蒋特务的帽子，由于没有确凿证据，就在特字的前面加个嫌字，责成“靠边站”，长期接受无休无止的政治审查，一个人还有什么比得上受冤屈的精神折磨更痛苦的吗！文革后期虽然平反了，以后难保妖雾又重来。加上那时孩子们的升学和就业，也摆上了家庭的议事日程上来了，于是静就这样变成了动。

初到美国纽约

纽约的曼哈顿华埠，是多数来美华人首站的落脚点。我们在华埠转悠了两天，幸运得很，遇见了太太的一位熟人，说那边康乐大厦二楼有房间出租，她带我们看了，并立即租住了下来。每月租金350元，包电火费和水费，房间不大也不小。不大，因为它只有8平方米左右的空间；不小，因为它能容下一张两层的碌架床，一张小桌子，墙角还有个装有冷热水喉的洗手瓷盆。这个房间同时可当上住房、厅堂和厨房。

这座大厦是四层的公寓，每层住八户人家，每层有两个共用的洗手间和小浴室。

大厦里很热闹，一到晚上，更是热火朝天，家家开起电器，要那刚把大厦的温度迅速升高，电量消耗过大，电制跳闸，各层住户只好互相避让，不耐烦的就跑到街上去解决。大厦里放学后的学生哥们成群爬到楼顶散热，唱起激昂的流行歌曲。

每户门前的拐角和楼梯转角的空间都放着杂物，这些地方当然不属于各住户的“版图”，但谁抢先占领，就算是他的属地。

管理这座大厦的是一位华人，他同情新移民初来的窘境，只要那些杂物没有太妨碍大家进出，也就开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他知道，住客们一旦经济稍为许可，就会另觅新居。这座大厦称得起迎新送旧的一道桥梁，也是新移民居住的摇篮。

凑巧得很，我在大陆一位同乡姐妹也在这里，她家住四楼，比我早一年来美，正是：他乡遇故知，久旱逢甘雨。有了她这个向导，住在这个大厦就增添了安全感，因为这里除了几户华人外，还有西裔和非裔，无法和他们沟通，也不知他们的好歹。

这座大厦以前是间旅馆，因为警方发现这里原来是一淫窝，经多次查抄并封闭，后来就改成公寓出租了。

大厦前后的墙上，都嵌有一道由Z字形连起来组成的防火梯，从四楼连到一楼，那防火梯剥落的斑锈，显现它的百年沧桑。

华埠的老建筑，凡有三层以上的楼房都设置了防火梯，一有火警，住客可从防火梯逃生，但也为盗匪开了一条入屋扒窃的通道，近代的楼房建筑，已摒弃了这种装置。

细看华埠的一些楼宇，还比不上大陆广州的漂亮，似和纽约的美名有点差距，这种感觉的加深，是我在Walker街行走时见到一些乞丐站在墙角小便，见到一位白人妇女在垃圾桶拾荒，在Bowery街和地兰市的街口处，几个乞丐围在一起烤火，见有车停下，就抢着去刷几下车窗，换取（迫取）车主的一点报酬，街上也时见一些醉汉在街边睡觉。

如此种种，初到美国，就打了几个问号，富裕文明的美国为什么有人拾荒？为什么有人不讲道德，不讲卫生？为什么有人竟这样强行拦路收费？难道这就是美国吗？或只是连抱之材的寸朽而已？

雪中送炭

太太的表妹早我们几年到了美国，当她知道我们到了纽约，驾车前来探访，在那家徒四壁的房间小聚一会，回头买了一个小冰箱给我们；我的一位刘姓学生知道她的校长到了纽约，循址跑来看我们，一踏进房间，热呀！她立即跑去买了一台风扇送来；大陆时的同事陈老师买来电锅和其他家用工具；外甥送来了电视机，加上我在大陆带来的一些用品，一个家的简单工具就基本完备了。

远在美国西部的学生李国胜，从一个消息灵通人士那里知道我来到纽约，并取得我的电话号码，打来了长途电话问候，足足说了一个钟头，谈他初到美国时，从无到有的艰苦创业，至今已开了数间中餐馆。他给予我的是：在爬雪山、走草地时送来了珍贵的套餐，那是珍贵的精神套餐呀！

大厦四楼的姊妹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，简单的饭局，却是凝聚着人间之爱的筵席。

她的先生还帮我从街上拾来一个漂亮的木框柜，我在中间加上两块横隔板，就成了一个简便的杂物架。这是创业，一切都是从无到有，自制杂物架，就是一个开始的象征。

这一切，至今已近三十年了，我没有忘记亲人、同事、朋友、学生们对我的雪中送炭。

那些小冰箱和电风扇等至今已被新生代的接班了，然而，我仍好好保存着，因为这些物品，藏有一颗金钱也买不到的人情爱心。有人说人情薄过纸，这又怎说好呢？这句话怎能把它当作不变的圣经。当你把一条羊毛颈巾送给穿着狐裘大衣的贵妇时，她会并不稀罕。然而，当你在寒风凛冽的雪地里，有人送来一炉炭，甚至仅是一块燃烧着的炭，都会让人永远的刻骨铭心。

学生李国胜从美西送来的精神套餐，对于我，对于准备移民来美的同胞都是十分珍贵的。他说他初到美国，一个人打两份工，体力的工作就如在大陆的“劳改”，不过，在美国是自愿的“劳改”，即使是朝夕报，他也寻找那些有需要的老外为他们的庭园剪草，以换取一点报酬。他就是这样用血汗一点点的积累资金，到今天当起数间餐馆的老板，创业维艰呀！

2003年3月8日星岛日报第14期的新大陆杂志有一篇“留不住的台山人”的文章报导，里面的内容说到：因为有侨汇支持，如今许多台山的年轻人，甚至中年人整日优游，不事生产，或热衷麻将桌上，或嫖娼，或吸毒。在2002年举行的一次侨文化研讨会上，大家都热衷于华侨文化的辉煌，没有人提到由此带来的弊端，一些台山人已失去祖辈们在异国勤奋创业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因侨而小富，因侨而生懒，已是台山人的真实写照。看到这样的报导，真令人唏嘘不已。

朋友说，初到美国，就应该到各地的景点看看，有了工作，上班以后，就日以继夜的，没时间去参观了。朋友说的不假。然而，对于我，解决了住的问题，最迫切的是要找到一份工作，才能应付吃和交房租等问题。有了工作，才是定心丸，其他的，以后再说。

华人到美国，除了高科技的人才而且谙英语者外，找工作的途径主要凭三把刀，那就是剪刀（衣厂）、菜刀（餐馆）、剃刀（理发），此外就是当苦力的搬运杂工。

有个这样的笑话，富裕的娇娇女和一位侨属青年谈亲，查询男方家庭情况。媒婆说，家公在美国当数大银的（在餐馆洗碗碟），家婆吗，在美国摇摇脚过日子（衣厂当车衣工人），能每天数大银的当然是大富翁了，每天摇摇脚过日子当然是富婆了，简单的两句话就撮合了一门亲事。

在一位大陆时的老同事陪同下，到了一间衣厂见工，五十多岁的老板，看看我，似曾相识地望着我，跟着问：有没身份（是否合法移民）？以前有没在衣厂做过工？我照实回答，亲属移民，刚来美一星期。这位姓梁的老板很干脆，好吧！明天早上八时二十分来上班。

人们常说“缘份”，说来有点神秘，这次见工，我没有刻意打扮，也没事先作见工的问答准备，老板见了我就一见如故，他说，前天有几个人来见工，他只是让来人留下电话。而对于我，就一锤定音，通知上班了。“缘份”？还是凭老板眼里的判断力。

我的工作是“开份”（就是将裁床裁好送来的衣料，分到锁边和铺纱及车碎头的工人手中，当他们完成后又将这些衣料按层次颜色和size等分成若干件，再扎成一捆捆分给车位工人，让他们缝成一件成衣的工作），工作要准要快，如不准，size或层次调乱了，到车位缝制好了，这批衣就糟蹋了，如果动作不快，车位要排队才领到衣料，这是衣厂最糟糕的事了，车位工人会骂得“开份”狗血淋头。

幸好，老板亲自动手，让我先看一遍，然后由我动手，他从旁提示。对于裁床裁好的衣料中的cutting ticket（裁床单），“开份”就按这张单的规定进行工作，对于里面写的各种颜色如black、red、navy、pink和face to face或face up等简单用词，我还是懂得的，不到一个星期，我已经能独立工作了。

刚进入工厂，很难分出那个是老板或是工人，因为老板也和工人一样埋头工作，什么都干，包括煮饭和扫地。

在大陆上世纪的六、七十年代里，我常被上司调去到一些工厂或单位去写总结先进分子的材料，那些单位的厂长和干部们就很容易让人分出来，他们在工人中像鸡群中的鹤。

我工作的衣厂算是中型的了，有好几十个工人，为了节省开支，没有另请杂工，如早上负责开厂门、烧开水、扫地和中午煮饭（纽约的大多数衣厂在午餐里供应白饭给工人，工人自己带菜），和下班锁厂门等工作都由我兼任，有时忙不过来，老板就来帮忙。

我有一位学生在面粉厂当司机，他对我说，面粉厂请工人，趁着衣厂午饭时邀请我去见工，面粉厂的老板看看我，说这里的工作整天是搬面粉和拌面粉，拌好了还要搬上机床制面条。他看着我这个略瘦一点的个子，笑着说，这里是笨重的体力劳动，如果在大陆的农村做惯了会没问题，如果是抓笔头的恐怕不习惯，然后又转口说，如果你愿意，也可试试，明天带社会安全卡来报到吧！

这个老板不简单，一眼就看出我在大陆是抓笔头的。抓笔头并不等于不习惯体力劳动，在挖掘台山市的人工湖时，在文教队伍中，我挑泥是最重的，和一位姓廖的（已移民纽约）两人比赛，在劳动快讯中登了。在学校千人师生的每次劳动中，塞海堤、围海造田，我总是带头。

我趁前把一大块面团搬到机床上，量量自己的力气，我是可以胜任的。我见在这个车间工作，面粉尘埃太大，比衣厂的空气环境还糟，而主要的是不舍得离开衣厂那个一见如故的梁老板。我谢谢这位姓余的学生的关心，就回到了衣厂上班。

我在大陆是一位不咸不淡的小知识分子，文革时列为“臭老九”。我有一位学生刚离开学校就进入工厂做工，成了工人阶级领导，跟着又受厂方委托进驻学校，当了工宣队来管理我所在的学校，这样的划分阶级，让人费解，然当时大势如此，那时沉默是金。

现在，我来到美国，进了工厂，成了工人阶级了，但不能像以前大陆一样能领导一切。

在美国，老板和工人的身份互换，有时是一夜之间的事情。我在工厂工作了十五个年头，衣厂就换了八间，那个梁老板早已是一个普通工人。在美国工作，只能相对稳定，包括总统在内，不像大陆上世纪的五、六十年代，一入行就一生职业不变。美国的工厂或公司等因经营不善，衣源不足，或老板豪赌致单位倒闭，或老板有亲戚觊觎你的工作岗位，也会找理由将你遣走。所以，在美国经常遇到失业而要再找工作的麻烦时候，还好，美国按星期发工资，失业了有失业金，可领工资的一半，时间3-6个月，让你有回旋时间找工作。

在纽约，找工作的难易，因人而异，有时也讲机遇，对草根阶层来说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，特别上了年纪的，会受到老龄歧视，虽然美国有《雇佣年龄歧视法案》，但雇主们可以用多种办法绕过，而华人更不愿为此和老板打官司，一切只能认命。

太太嚷着要回去

至今，“美国梦”仍有令人费解的迷人魔力，为了圆梦，有的人不惜被人敲榨勒索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挤在破船的仓底偷渡，曾震惊世界的“金旅号”偷渡案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

据在美居住50多年的董鼎山先生所著“美国梦的另一面”一书中指出：什么是美国梦？美国梦就是遐想美国是个满地铺金的地方……美国是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，美国的人口组织的变化影响了政治经济的变化，在经济方面，日本与德国已超越美国，保守派人士已在大声疾呼，惧怕美国将变为“第三世界”。他说，与迅速发展的中国相比较，美国不一定是天堂。

我的太太就不习惯这个天堂的生活，早上六时起床，七时早餐后带着准备好的午餐就急忙赶路上班，晚上八时才回家，做晚饭，冲凉、睡觉，整天不见太阳的刻板式生活。

一天早上，她在上班的街道中，一个黑人流浪汉手里拿着棒子拦路站着，吓得她把准备下班后买菜的钱掏出来给他，就慌慌张张夺路而逃，回到工厂里喊了一场。自此，她天天嚷着要回大陆。正是：有人辞官回故里，有人漏夜赶试场。

不是吗，62岁的王XX在大陆原是资深的电气工程师，来美后，由于语言障碍，就在金神大赌场扫地；46岁的项XX在大陆是高中数学老师，与当过教授的丈夫也在赌场当杂工；他们放弃在大陆受人尊敬和较赚钱的职务，为的是要圆“美国梦”。

我的太太在衣厂当杂工，为了壮她的胆，我和她一起提前赶去她的衣厂，帮她清扫好地面，垃圾打包推到电梯下，我才匆匆赶到我的衣厂上班，我希望她能挺下去，慢慢地适应。

她要回去，她写信给她的父母，她父亲回信说，在美国适应不了就回来吧！以前我在海外不适应，不也是回来了吗！

我在大陆时，看过南方日报有篇报导，说是已出国的职工，如果要回国服务，只要按规定补回已发放的退职金即可复职。太太写了一封信给台山教育局，不久回信说，你已办了退职手续，回国已不能复职。也不知是不是政策变了，还是办事人的无知。

太太不想回大陆吃闲饭，只好留下来当过河的兵卒了。

以后，她转到另一间衣厂当车碎头的工作，每星期有一百多元收入，对她来说，也就不错了，慢慢地总算安定了下来。

儿子当兵

我最小的儿子，在大陆的台山一中读高中，这是一所尖子学校。所以，我在脑子里已为他定了上学蓝图，到了美国以后，要让他上最好的大学。

来美以后，他在毗邻华埠的高中就读，高中毕业后，我希望能到名校去，他却选择近家的纽约一所大学。

在大陆，当父母的可以为子女的升学或就业做主，在美国，儿女十八岁就独立了，正如儿子对我说的，美国的学校情况和社会的情况，他还比我了解得多，是啊！我一来到美国，就一头钻到衣厂做工，社会上的情况，只凭中文报纸知道一些，平时来往的英文书信，还要靠儿子翻译呢！我只能说句：当父母的希望你能进名校，决定权由你自己掌握。

儿子在大学读了半年，一九九〇年一月的一天，他对他的大姑妈说，他决定当兵，大姑妈立即转告我。

美国当兵，是实行募兵制，有的华人家长，为了阻止儿女当兵，施加各种亲情压力，最终虽然达到目的，但这样做并不利于儿女的身心成长。

衣厂的老板对我说，现在世界平静，当兵是当和平兵，如让儿子到部队锻炼，回来可不一样，我也有亲戚在部队当兵呢！

于是，我抱着十分矛盾的心情，让小儿子背起行装到部队报到。

不到两星期，我收到了儿子从部队寄回来的第一封信。

我们在大陆时，一些报纸和杂志都把美国兵说成是“少爷兵”，在电影里出现的美国兵是在舞厅里一手搂着女人，一手拎着酒瓶晃荡身子的醉汉。

世事就这么怪，人们为了某一目的，总是把放大镜贴在对方的瑕疵上，让瑕疵掩盖了全貌，因而扭曲真相。国与国、集团与集团、人与人，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没有停止过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。为了弃掉连抱之材，抓住寸朽咒诅不放，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孩子来信说，在大陆时人说美国兵是少爷兵，但在美国军营里，纪律严明，训练严格，跑步、爬山、野地宿营，都是挑选在恶劣的环境中进行。有几个新兵，捱不得苦，就离开部队回家了，这些人才叫“少爷兵”。

三个月后，儿子来信说，他分配到空降部队，要练习跳伞，他已能背着重物从一千公尺的高空安然降落了。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，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。同月接到孩子来信，说他的部队调到海湾执行“沙漠之盾”的任务。

到达海湾以后，每星期都有信回来，他说，那里的气候变化莫测，冷热温差很大，由于军事需要，有时露宿在满地石仔的干沟边，夜间，大家在睡梦中被突来的大水浮了起来。

以后，战争的弦越拉越紧，伊拉克没从科威特撤军，反而将科国划入伊国的版图。

地面战争一触即发，我的心像压千斤，半夜起床写了一封信给老布希总统，信的内容大意是：不战而胜是最高原则，希望总统通过政治和经济及外交等途径，逼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，即使地面战争开始，也应以联军中的阿拉伯部队为先导，正面解决伊拉克的问题，以免引起以后阿拉伯人的反美情绪。

也不知老布希总统收到我的信没有，但寄了这封信，心里的紧张似有所缓解。

“海湾风暴”开始以后，每星期一信，每月一来电的规律改变了，沉默了，我也不知道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。

一九九一年三月，海湾战争胜利了，四月，才接到儿子从沙地阿拉伯打回来的电话，我们欣喜若狂。

孩子回到美国的大本营，休整以后回来纽约，一见到我就紧紧拥抱着……跟着带我们到华盛顿各地参观，孩子长得结实了，高大了，成熟了，这是当父母的最大安慰。

孩子复员后再回大学完成学业，至今已走上工作岗位。

我的孩子在美国当兵后，有人回到大陆说，在美国当兵可以把他的亲戚的亲戚都能申请到美国来，这种传说由算术级数一时变成几何级数，让我们的亲戚的亲戚们高兴了好一阵子。

保持愉快的心情，是健康长寿之道，孩子的外婆活到近百岁，大概是保持心情舒畅的原因，这也该感谢“传言”之赐。